2020年11月1日，对我来讲是值得铭记的日子。

那是我独自去医院检查艾滋的一天。

我坐在出租车里，师傅扯着家长里短，对我笑得很温暖，天空也很蓝，电台里放着岳云鹏的相声，我很想配合着挤出一点笑容来，但已经破碎的心理防线就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，实在与周围格格不入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有过关注性病的意识，直到我的身体出现症状。

在很私密的部位出现症状。怎么去描述呢，就像被掰碎的平菇、或者菜花从我的身体里长出来，虽然不痛不痒，但是视觉效果触目惊心。

上网查了许多资料后，结果大部分都指向了一个——尖锐湿疣。那段时间去食堂吃饭，每次路过有菜花的窗口时，我都有一种强烈的反胃感，感觉下一秒菜花就要变成怪兽把我吞噬。

好在这样的症状在几天之后就自行缓解了，但几周之后，身上又开始莫名其妙地长出皮疹。在校医院里，戴着眼镜的中年医生拉好帘子，看看我，又看看电脑屏幕，又看看我，然后用笔敲了敲桌面，说，“建议你去三甲医院查一下HPV和艾滋。”

2019年冬天，我在网上认识了他，相聊甚欢。他喜欢SP，我喜欢被SP，聊得酣畅淋漓，百无禁忌。

我虽然思想开放，但身体并不。在他提出想要实践后，我一再强调无性，只是SP而已。

他对此提出过异议，说，“都21世纪了，没必要抱着婚前守身如玉的封建思想吧。”

我则对他的异议再提出异议，告诉他我不是禁欲主义，也不是思想封建，我只是不想在SP里掺杂性行为而已。

他没有再和我争论。

但是几个月后，在我的大学之外，紧对面的酒店里，我们第一次实践时，仅仅SP了两下，他的身体便压了上来。

很抱歉，我无法用语言让自己重历那样的过程。

但那天之后，我开始讨厌一切被压住的感觉，看到男性生殖器会恶心，会头痛，我讨厌看到不穿衣服的人，也讨厌看到不穿衣服的自己。

但是我的学校里只有公共浴室，我穿着衣服洗澡这件事逐渐传开，以至于辅导员也来找我谈心。

同为数不多的好友倾诉，她问我为什么不反抗？我告诉她我反抗了，我一直都在反抗，但是我推不动，我真的推不动那个压在我身上的人。

她又问我，“为什么不报警？”

有一瞬间，那种被压住的窒息感又浮现上来，事实证明，有些倾诉毫无意义。

从那之后，我的身体闭合了，我不再允许任何东西进入我的身体，连我自己的手指，也只是觉得恶心与不适；我的心理也闭合了，没有人可以走进来，所有人都逐渐离我远去。

但上天似乎并没有放弃惩罚我，所以出租车将我送到了医院门口。

我永远记得自己行尸走肉般地走进门诊大厅，问导医小姐姐“检测艾滋要挂什么科？”，声音低的像在忏悔，就像犯下了滔天的罪。

我永远记得导医小姐姐态度很差，用提高了八度的声音和我说，“皮肤性病科或者妇科。”

我的挂号单

我永远记得和蔼的医生问我症状和病史时，声音柔软关爱，我的眼泪过了这么久，第一次没来由地流下来。

我永远记得抽血区的大喇叭刺耳地喊出我的名字，随即我的姓名出现在巨大的叫号屏幕上，像一张关于我的审判书。

我永远记得抽血台阿姨看到检测项目后看我的目光，那是一种从骨子里冒出来的看不起的目光，我只好无比用力地低着头。然后针头扎进我的手臂里，好痛，好痛。

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出来。等待的时间里，我心里一团乱麻，想了许多以前和以后的事。

如果检查结果不如人意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如何面对我的家人？他们会不会崩溃？我接下来的人生旅程又该如何行进？

按照国家扶持农村教育的政策，我是一名定向培养的师范生。毕业后虽然无法大富大贵，但确定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可如果入职前被检查出有某些疾病，比如艾滋，我想我无法面对这样的结果，无颜面对父母从小的养育，也无法面对自己付出的努力。

上了大学后，我自认为是一个成年人了，可以为自己的所有决定负责。但事实证明，我其实根本承担不了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。

那时，从来不相信神鬼的我开始在医院的等待区里祈祷，祈祷我记得起名字的所有神仙，观世音、如来佛、关公、土地，可以大发慈悲保佑我结果正常，让这一切都只是虚惊一场。

无比漫长的等待后，关于命运的结果被自助打印机慢慢吞吐出来，我背扣着不敢看，那应该是我迄今为止拿过的最沉重的东西。

命运给了我两张牌，一张好，一张坏，而我选择的那张现在就在我的手上。我鼓足最大的勇气才能勉强将它翻开，看到结果后，我终于忍不住，蹲在地上，在过往的人流中嚎啕大哭起来。

是阴性，我没有感染。

我不知道为何在那时会忍不住哭泣，可能意味着一种忏悔、救赎、或者新生。我能感觉到人流依旧在我的身旁穿行，我擦掉眼泪站起来穿过他们，穿过医院的大门，就像穿过了一场暴风雨。

在医院的门口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平行时空，另一个收到坏结果的自己同我遥相对望，她慢慢走过来过来拥抱我，告诉我，“保护好自己，不然下次，也许就没那么走运了哦。”

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下来，我闭上眼睛，向前轻轻地迎向她，那种感觉，就像过去与未来交织，时间与时间重合。

– 完 –